近日，據美國《福布斯》雜志推出的榜單顯示，中國內地的“稅負痛苦指數”居全球第二，這也是繼2009年中國內地首次排名第二位后，再次位列該名次。而中國近來房地產“加名稅”和“月餅稅”等稅收問題也引發了公眾對我國稅收制度的討論。

那么中國內地的稅負程度到底如何？與其他國家相比，我國稅負水平是高還是低？我國稅負改革的進程如何？應當如何完善我國的稅負制度？帶著這些問題，本報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。

我國稅負水平被夸大

“這些年來我國一直處于全球稅負排名ZUI高的前幾個國家之列。然而就實際情況來看，我國稅負不可能高到這種程度，顯然是被夸大了。”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濤認為“從目前我國稅收收入負擔來看，我國的稅負并不是處于很高的水平。”

楊濤認為，《福布斯》雜志的“稅負痛苦指數排名”帶有一種明顯的主觀判斷，由于稅制結構的不同，僅僅是按照《福布斯》稅收痛苦指數對不同稅種的法定稅率作簡單加權，并不能反映真實的稅負水平。

不過，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孫玉棟也強調，雖然“稅收痛苦指數”這一指標不盡準確，但是對我國當期的稅制改革還是存在一些借鑒意義的。他認為：縱向地看，我們的宏觀稅負還是有些高，主要表現在我國主體稅種的ZUI高邊際稅率相對較高，法定稅率水平相對于發達國家相應稅種的稅率水平也是不低的。比如，我國個人所得稅的ZUI高邊際稅率為45%，而英國是40%，日本是37%，美國是35%，俄羅斯則實行13%的比例稅率。而且除主體稅種以外，我國還有消費稅和其他地方稅等，使稅收負擔的名義水平較高。

楊濤分析，之所以現在公民感到稅收負擔重，是因為個人所得稅、企業所得稅之外，其它政府性稅收收入的影響，比如，土地出讓金、國有企業的資本性收入等政府性稅收比重較高。同時，財政性支出在社會福利、轉化為居民服務的社會性保障設施增長還不夠，所以導致了對我國稅負水平的誤解。

將進一步推進稅制改革

“其實，在我國所有的稅收種類中，個人所得稅的占比并不高，world上大部分稅收與企業有關，只是我國的企業稅賦比重可能更高些。”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表示，企業的稅收成本通過商品轉移給了終端消費者。而事實上，終端消費者承擔的相當一部分稅款來自存在重復計收的營業稅，而該稅種涉及交通、建筑、金融保險、郵電通訊、文化體育、娛樂、服務業等方方面面。

“其本身折射的并不是稅賦過重和征稅細節的問題，而是我國稅制和稅收收入結構中，國庫收入主要依賴間接稅的征收，而以結構性減稅為主導的間接稅制度改革卻相對滯后，直接稅征管重點并未真正實現向高收入階層轉移的問題。”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，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，稅收收入對于間接稅過于倚重的弊端在我國已開始顯現。賈康認為，目前的稅制會引起國民收入分配領域政府占比的較快增長趨勢，還會使收入的使用環節對居民消費的抑制，即社會上低收入水平成員的實際稅負過重問題。

賈康表示，我國現行稅制架構是以1994年稅制改革為基礎的。那時，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十分緊張，財力上無法滿足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對于政府正常履職的管理要求。在稅制設計中選擇了易于實現收入的間接稅為主體，突出增值稅、營業稅的重要地位。

不過，隨著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，我國正加快稅制改革的步伐，逐步減低中低收入階層的直接稅稅負。財政部近日發布《關于加快推進財政部門依法行政依法理財的意見》，表示將進一步推進稅制改革，完善稅收制度。同時，結合稅制改革，進一步完善稅收立法。

完善稅制調節收入分配

對于稅制改革的方向，楊濤認為，應該從兩個層面上著手進行。從技術層面上，由于我國主要稅種稅率偏高，增值稅、營業稅、消費稅等需要優化，避免重復征收，改變以流轉稅為主的稅收格局。而非技術層面上，稅收體系應該維持國家之前提出的結構性減稅，一方面在初次分配的過程中，要適度對企業、尤其是中小企業要進一步讓利；另一方面，就是在初次分配過程中，對個人、消費者進行適度讓利。

對此，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王朝才也表示認同。“我們國家的稅種基本上都與企業有關，企業稅賦占稅收收入85%，因此企業稅收在我國財政收入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主體。”王朝才表示，目前增值稅正逐漸向營業稅“擴圍”，其目的就是為企業減稅。但同時，他也表示，如果突然將企業的稅賦大幅度減少，這對于我國來說也不太現實。目前個人所得稅已經減少了很大一部分，更多的中低收入階層會少繳不少稅賦，而且實際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。

“稅收負擔的總體下降是我們所期望的，將減輕的部分償付于民。”孫玉棟表示，應該加快我國新一輪稅制改革的進程，切實增加納稅人的幸福指數，這樣才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產生更積極的影響。